当我们跪着看美国公司时，看什么都高尚。

　　主持人：您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海尔张瑞敏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的一系列反思。还是让大家很获益的。这些一线的、的企业家关注到了平常没有被我们关注到的问题，并且进行了一些有用的反思。咱们聊一下之前备受关注的通用，通用从亏损到申请破产保护，到最后成立了新通用。我们知道老通用的末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，到2005年，它的亏损之旅正式开始，到最后申请破产保护，这里面有一些战略的失误，也有一些改革的失利，给我们现代企业留下了大量在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。您怎样看待老通用经历的这些历程？

　　王育琨：实际上张瑞敏的这种反思也代表着对美国管理的一种反思。对美国管理的反思不是理论上的探讨，都是一个一个的企业实操的案例。通用汽车的案例比较典型地代表了美国的一种管理体制，美国的管理体制简单地讲就是数字精英的一种管理体制。这种数字精英的管理体制到什么程度呢？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大批的数字精英的官僚。

　　前几年我们企业学习美国，都感到这是美国的长处，实际上是它的问题点。比如，在美国，一旦在流水线上，你让员工怎么操作，就不可能轻易发生变化，根据新的情况，当我这个椅子落到这个地方，我肯定不能在这儿这么坐了，在这坐的时候，需要另外一种坐姿，但是你要是跟他讲要换个坐姿的话，他会说，不行的，操作规程教给我就是这么坐，我就只能这么坐，这个出错了我不管。你要检验我的操作标准是什么。我们有些企业家前几年学习美国，看到这种情况就说，你看看人家多懂法制！其实，那不是好现象，只不过我们跪着看美国，看什么都高尚。其实，这样一种习惯的形成，一线员工几乎成了数字管理的一种奴隶，他们不去想具体该怎么创造、怎么想。

　　他的高管完全脱离现场，依赖于一线一个一个的报表，通过报表系统地指挥它的管理体制。实际上美国的金融危机，从表面上说是这些投行、这些金融机构的问题，实际上是美国的数字精英管理体制出了问题，出的问题是什么，出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数字，不反映真实，然后就开始出现指鹿为马、虚增市值，这种情况在金融企业也有，在制造业企业里面也有。

　　通用从2005年就开始亏损，你知道为什么亏损呢？因为他们进入新的世纪以后，换了新的CEO，这个CEO是搞财务投资出身，他对具体的汽车没有什么个性的、感性的认知，他把汽车看成了一般的数字，在做成一般数字的时候，这种经营汽车就和把汽车看成一个一个人的具体需求，我要针对你这个层次开发完全不一样。而由此导致的美国通用这种体制，实际上美国汽车的样子越来越单一，价格区间都比较接近，因为这个便于流水线生产，便于一致化的管理，结果由此造成很大很大的亏损，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亏损。现在在构造新通用，我感觉到，新通用构建，再过三五年再看，我感觉还是有问题。为什么有问题呢？通用开始也想请丰田去收购他们，丰田说我们不能收购，因为通用汽车做事的方法已经是既定的了，你能不能调整？能不能改？我们感觉到，你调整不了，你改不了。因为它已经不去关注直接的客户需求点，拼命地去搞库存，有资金搞金融，融资起来就去搞库存，这种方式恰恰和丰田的方式完全相反。